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与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分别于3月4日、5日在北京召开。2022两会期间，针对如何解决现阶段的塑料危机，两会委员们纷纷提出提案。

推广全生物降解新材料 培育标准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马国湘认为，应大力推广全生物降解新材料，积极培育循环经济发展。其具体建议如下，第一，不断完善全国范围的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标准体系。建议有关部门尽早对全生物降解新材料项目进行调研和检测，不断完善全国范围的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标准体系，推动国际互认机制的建立，形成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检测与认证中心，对各地给予指导。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马国湘。（图片来源于澎湃）

第二，实施试点推行法。例如，山东潍坊地区就以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以秸秆、芦苇、菜叶等植物废料对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还可以加工生产替代塑料、棉花、玻璃、木材、钢材等产品，实现绿色高效的生态工业。

第三，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建议将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关联项目建设纳入全国各地重点产业扶持范围，对全生物降解材料企业采用阶段性奖励支持方式，并加大对全生物降解材料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抵质押物范围。

第四，支持技术融合创新攻关，支持推广应用。推动全生物降解材料研发机构和龙头企业融合，鼓励全生物降解材料企业承担原料改性、产品研发等领域技术攻关，拓宽成果转化应用范围，畅通全生物降解材料产品销售渠道。与此同时，鼓励消费者自觉选用绿色环保全生物降解材料产品，鼓励电商、快递、外卖等企业采购使用性能达标的全生物降解材料产品，对使用不可降解塑料的消费者和企业征收附加消费税，尽早实现全生物降解材料全场景应用。

利用循环替代品减少塑料污染 完善一次性塑料制品回收利用报告制度

“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塑料垃圾治理问题，还是垃圾分类、大气污染防治、地表水保护、环境法改进等环保领域，我都提出不止一个提案。”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说道。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图片来源于广州日报）

据悉，万捷提出的2项关于治理“白色污染”的提案，涉及完善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和回收报告制度，以及从源头上利用循环替代品减少塑料制品使用两个方面。

针对“限塑”实施成效无法客观评估、难以对“限塑”措施对比择优的现状，万捷建议完善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和回收报告制度。他认为，虽然2021年商务部两次就《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报告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但该办法依然存在“报告主体应报尽报”落地难，以及未把可降解塑料袋、无纺布袋等替代品和连卷袋等非受限一次性塑料制品列入强制报告范围的问题，导致难以保障执行效果。

万捷建议在《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报告管理办法》中做出以下规定：对报告主体建立规模以上名录管理制度，做到应报尽报；明确商品零售经营者应协助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落实报告义务；可降解、无纺布袋、连卷袋等其他一次性塑料制品作为报告客体，采用报告名录的方式进行管理；各级商务部门应主动公开相关信息，促进社会监督。

促力可降解材料技术发展 制定产品标准和评价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联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月明，在做客山东广播电视台访谈节目《两会大家谈》时曾提出一个数据——每年仅快递包装和三大外卖平台使用的塑料袋可以覆盖900平方公里。

事实上，对可降解材料的研发已有多年时间，之所以替代产品没有成功推广，郑月明认为原因出在技术、政策等方面。一是生产成本相对传统塑料高，价格缺乏竞争力；二是连续大宗稳定合成的生物可降解材料，以及改性后广泛应用的生物可降解材料国内技术尚不成熟，产品性能没有传统塑料覆盖范围广；三是国内尚无明确的产品评价标准，市场较混乱；四是行业政策和相关法规不够完善，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不够强。

对此，他带来三条建议。第一，制定法规，鼓励各方面使用“绿色环保”的生物可降解材料；第二，遴选支持拥有核心技术、能带动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第三，制定生物可降解材料产品标准和评价体系。

发展废塑料化学循环新业态 引导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认为，大力发展废塑料化学循环新业态，是处理无法再重新利用的废旧塑料垃圾的有效途径之一。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图片来源于黑骡子网）

循环产业由于配套政策不健全，技术和产品开发难度较大，造成项目从落地、建设、运营不确定性大、产品质量、生产过程安全环保均难以保障，导致国家对该行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李景虹建议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化学循环是塑料废弃物综合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塑料污染防治体系规划设计应统筹考虑包括化学循环在内的多种回收方式。鼓励并规范化学循环产品的终端应用。打通原料端瓶颈，优化废塑料分类回收体系。设立一批废塑料化学循环示范工程，支持重点石化企业新建或利用现有装置开展工业化示范，特别是要鼓励上下游产业链联合的全闭环循环示范项目。鼓励化学循环技术研发创新，推动建立产学研结合、产业链协作的创新生态体系。

李景虹在调研时发现，地膜覆盖技术是中国农产品安全供应的重要保障技术之一，每年作物覆膜面积近3.0亿亩，直接经济效益1200亿至1400亿元，但相伴而生的农田地膜残留会带来土壤环境恶化、产品质量退化、农业生产投入增加等一系列问题，演变为“白色污染”，又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他建议，国家要通过设立试验示范和推广专项预算，加快全生物降解地膜在可行性已经得到验证的地域和作物上的推广应用。完善降解地膜标准，健全降解地膜评估体系，推行准入制，从源头把关，引导产业规范健康发展。在尚不适宜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地域和作物上，加强聚乙烯地膜的管控和回收。

（文章来源于澎湃新闻网、广州日报、齐鲁网、国际能源网、黑骡子网）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与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分别于3月4日、5日在北京召开。2022两会期间，针对如何解决现阶段的塑料危机，两会委员们纷纷提出提案。

推广全生物降解新材料 培育标准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马国湘认为，应大力推广全生物降解新材料，积极培育循环经济发展。其具体建议如下，第一，不断完善全国范围的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标准体系。建议有关部门尽早对全生物降解新材料项目进行调研和检测，不断完善全国范围的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标准体系，推动国际互认机制的建立，形成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检测与认证中心，对各地给予指导。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马国湘。（图片来源于澎湃）

第二，实施试点推行法。例如，山东潍坊地区就以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以秸秆、芦苇、菜叶等植物废料对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还可以加工生产替代塑料、棉花、玻璃、木材、钢材等产品，实现绿色高效的生态工业。

第三，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建议将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关联项目建设纳入全国各地重点产业扶持范围，对全生物降解材料企业采用阶段性奖励支持方式，并加大对全生物降解材料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抵质押物范围。

第四，支持技术融合创新攻关，支持推广应用。推动全生物降解材料研发机构和龙头企业融合，鼓励全生物降解材料企业承担原料改性、产品研发等领域技术攻关，拓宽成果转化应用范围，畅通全生物降解材料产品销售渠道。与此同时，鼓励消费者自觉选用绿色环保全生物降解材料产品，鼓励电商、快递、外卖等企业采购使用性能达标的全生物降解材料产品，对使用不可降解塑料的消费者和企业征收附加消费税，尽早实现全生物降解材料全场景应用。

利用循环替代品减少塑料污染 完善一次性塑料制品回收利用报告制度

“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塑料垃圾治理问题，还是垃圾分类、大气污染防治、地表水保护、环境法改进等环保领域，我都提出不止一个提案。”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说道。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图片来源于广州日报）

据悉，万捷提出的2项关于治理“白色污染”的提案，涉及完善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和回收报告制度，以及从源头上利用循环替代品减少塑料制品使用两个方面。

针对“限塑”实施成效无法客观评估、难以对“限塑”措施对比择优的现状，万捷建议完善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和回收报告制度。他认为，虽然2021年商务部两次就《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报告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但该办法依然存在“报告主体应报尽报”落地难，以及未把可降解塑料袋、无纺布袋等替代品和连卷袋等非受限一次性塑料制品列入强制报告范围的问题，导致难以保障执行效果。

万捷建议在《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报告管理办法》中做出以下规定：对报告主体建立规模以上名录管理制度，做到应报尽报；明确商品零售经营者应协助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落实报告义务；可降解、无纺布袋、连卷袋等其他一次性塑料制品作为报告客体，采用报告名录的方式进行管理；各级商务部门应主动公开相关信息，促进社会监督。

促力可降解材料技术发展 制定产品标准和评价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联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月明，在做客山东广播电视台访谈节目《两会大家谈》时曾提出一个数据——每年仅快递包装和三大外卖平台使用的塑料袋可以覆盖900平方公里。

事实上，对可降解材料的研发已有多年时间，之所以替代产品没有成功推广，郑月明认为原因出在技术、政策等方面。一是生产成本相对传统塑料高，价格缺乏竞争力；二是连续大宗稳定合成的生物可降解材料，以及改性后广泛应用的生物可降解材料国内技术尚不成熟，产品性能没有传统塑料覆盖范围广；三是国内尚无明确的产品评价标准，市场较混乱；四是行业政策和相关法规不够完善，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不够强。

对此，他带来三条建议。第一，制定法规，鼓励各方面使用“绿色环保”的生物可降解材料；第二，遴选支持拥有核心技术、能带动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第三，制定生物可降解材料产品标准和评价体系。

发展废塑料化学循环新业态 引导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认为，大力发展废塑料化学循环新业态，是处理无法再重新利用的废旧塑料垃圾的有效途径之一。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图片来源于黑骡子网）

循环产业由于配套政策不健全，技术和产品开发难度较大，造成项目从落地、建设、运营不确定性大、产品质量、生产过程安全环保均难以保障，导致国家对该行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李景虹建议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化学循环是塑料废弃物综合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塑料污染防治体系规划设计应统筹考虑包括化学循环在内的多种回收方式。鼓励并规范化学循环产品的终端应用。打通原料端瓶颈，优化废塑料分类回收体系。设立一批废塑料化学循环示范工程，支持重点石化企业新建或利用现有装置开展工业化示范，特别是要鼓励上下游产业链联合的全闭环循环示范项目。鼓励化学循环技术研发创新，推动建立产学研结合、产业链协作的创新生态体系。

李景虹在调研时发现，地膜覆盖技术是中国农产品安全供应的重要保障技术之一，每年作物覆膜面积近3.0亿亩，直接经济效益1200亿至1400亿元，但相伴而生的农田地膜残留会带来土壤环境恶化、产品质量退化、农业生产投入增加等一系列问题，演变为“白色污染”，又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他建议，国家要通过设立试验示范和推广专项预算，加快全生物降解地膜在可行性已经得到验证的地域和作物上的推广应用。完善降解地膜标准，健全降解地膜评估体系，推行准入制，从源头把关，引导产业规范健康发展。在尚不适宜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地域和作物上，加强聚乙烯地膜的管控和回收。

（文章来源于澎湃新闻网、广州日报、齐鲁网、国际能源网、黑骡子网）